軍控發燒友

　　對於大東亞戰爭失敗的原因，學者間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其中有一點是大家所共有的，就是在敵我間以物質力量爲根據、特別是在科學與工藝領域的，國力與軍力的差異。

　　除了前述科技力量、國力、軍力的差別外，這裡有另一個造成日本戰敗的原因，即是統帥權獨立的問題。戰爭期間，盟國有一由文人政治家羅斯福與丘吉爾所代表的最高統帥部。而在日本，則有一「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即統帥部與政府的聯席會議)，此一聯席會議並無任何法律權威，而僅是一個包含海、陸軍的大本營與政府之間的諮詢機構，而這三者都是獨立的;於是這三者在每一個重大戰情發生時都要進行磋商。

　　此一問題來自於對帝國憲法第十一條所稱「陸軍與海軍服從天皇的命令」的解釋。它被解釋爲「統帥權的獨立」，或是「國家行政機關與統帥權之間的平行獨立」。戰敗之後，「統帥權獨立」被判斷爲戰敗的關鍵原因之一。然而，到此我們還未碰觸到「戰爭觀」此一使前述錯誤解釋得以成立的原因。

　　在本文中，筆者將檢視前日本帝國陸軍的戰爭觀，其次談談過去的戰爭觀與今日日本的和平，再談談「我們今天應做些什麼?」，以求使日本能爲「二十一世紀的亞洲的和平與安全」扮演一個積極角色。

　　早期日本帝國陸軍與毛奇

　　現代日本政府肇始於1868年，鑑於武裝力量的缺乏，乃開始依循法國建制建設陸軍，並在1870年(明治三年)依循英國建制建設海軍。然而，部分日本新式陸軍領導人，似乎由於見到普魯士先後在1866年與1870年擊敗奧地利與法國，乃傾向於走普魯士的路子。

　　1883年(明治十六年)，陸軍部長大山岩遊歷歐洲，要求德意志陸軍參謀長毛奇將軍派遣一位教師到新成立的日本陸軍大學校，以教授陸軍幹部。被選派的梅克爾(Meckel)少校於1885年(明治十八年)抵達日本，並居日三年。在這些年中，日本帝國陸軍，無論是否曾到陸軍大學校就讀，都投身普魯士之途。

　　梅克爾少校的貢獻不僅在翻新了陸軍大學校的操課與戰技教育，也使陸軍體系由法式轉爲普式。梅克爾的教育特色在於強調攻擊，此外並將軍事史教育與操練、戰技、戰略的教育等量齊觀。他也重視演訓與幹部騎術。之後，他寫到他在日本的經歷稱：「我對日本軍官的訓練，與我有意或無意底依循克勞塞維茲的精神對普魯士軍官訓練，是依循同樣的方式。克勞塞維茲是唯一源自拿破崙戰爭的軍事文獻製造者。誰想要以嶄新的心態追溯戰爭或教育戰爭，無論是誰，都要根據克勞塞維茲的文獻。因此我也這麼講」

　　然而，普魯士參謀總部的領導以及繼承者，以毛奇爲主，都秉持了絕對戰爭的哲學，並以此做爲他們制訂戰爭計畫的指導方針;他們因此的主要軍事目標就是消滅敵方部署的部隊。由於他們急切地求取戰爭的勝利，因此他們對「什麼是戰爭」的哲學尋求不感興趣。同時他們不是公允地依循「戰爭是國家政策的延伸，因此檢視戰爭這一延伸方式不能與政治意圖(戰爭的目的)相分離」這個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觀的根本。

　　在此同時，這裡沒有證據證明梅克爾少校曾將此戰爭的根本理論，向像教授我國前陸軍大學校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一般，教授給我們。對梅克爾少校而言，理解克勞塞維茲最強調的政治意圖與軍事行動間的關連，應該非常困難。因此他的教育僅限於戰技與演訓。於是對我國從前的軍官而言，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只從同意其目的的那些部分去閱讀，而且《戰爭論》這本書也只被用來當作操演與戰技的準則。結果，過去的日本參謀總部雖一定從毛奇處學到毛奇的德意志參謀總部的系統與操作方式，命令至上，以及絕對戰爭的操控與部署方式。然而，他們卻缺乏對國家政策及戰爭的關連性，以及克勞塞維茲所強調的戰爭觀的研究。

　　克勞塞維茲的殲滅原則與日本帝國陸軍:

　　克勞塞維茲的名著《戰爭論》名聞遐邇，但日本帝國陸軍雖少有人仔細拜讀，但卻視之爲聖典般盲目的跟從。錯誤概念的根本原因，是因爲這本書只是一部談及可能的戰爭及可預測性的戰爭的書，是部尚未完成的書。

　　1806年，在克勞塞維茲26歲時，經歷了一場在Iena Auelshutat的可怕戰爭。在仔細檢驗後，他得到了一個假設，即戰爭的天性就是要制服敵人，且是用暴力去實現自身的意圖。而且，軍事行動的目標就是要消滅敵人的抵抗能力。然而實現自身意圖，常常被消滅敵人的抵抗能力所取代，後者反而成爲戰爭的目的。根據絕對戰爭的哲學，這即成爲殲滅型戰爭的理論。

　　然而，隨著拿破崙戰爭的進行，克勞塞維茲發現殲滅型戰爭只見於1805年的Ulm之役、1806年的Iena Auelshutat之役，以及1809年的Wagrum之役。其他戰役則爲有限戰爭，換句話說，僅只爲肉搏戰。所以，克勞塞維茲必須自我辯解說絕對戰爭論雖然邏輯嚴謹，但無法被用在現實上(VIII-2-F，p263)。而且他又說，「在戰爭中，實際經驗比任何抽象的事實還有用」

　　克勞塞維茲亦說「愈是緊急，愈不需要採取第一步時不考慮最後一步」。當我們看到普法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克勞塞維茲所言就很容易被瞭解。由克勞塞維茲於1827年7月10日寫的備忘錄來看，可證明他對戰爭的觀點已從絕對戰爭觀改變爲現實戰爭觀。而且，他亦說「此二種戰爭最大的差別在於有無實際事實。但是，與實務有相當重要性的另一點、必須清楚指出的是，戰爭只是一種用其他方式表現的政策的延續。若能將此確切的記在腦海中，將會有助於對此主題的研究並使整個事件更容易分析」。

　　對於政軍關係的相關性而言，克勞塞維茲也以現實戰爭論爲基礎稱：「那種一旦戰爭發生就得把政治觀點丟置一旁的說法，除非是純粹的敵意使得每場戰爭都成爲生死存亡的鬥爭，否則實在令人難以想像。事實上，就像我們曾說的，那不過是政治本身的表示;將政治觀點臣屬於軍事實在荒謬愚蠢，因爲是政策製造了戰爭。政策是指導的智能，而戰爭只是工具，而非相反。除了使軍事觀點臣屬與政治，沒有其他存在的可能」。這是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的核心，也是他的創造性與基礎性的哲學，其中強調了國家政策在軍事之上。

　　自其備忘錄出版以來，克勞塞維茲轉變了他對戰爭的觀點，從絕對戰爭轉向現實戰爭，並宣告他將修訂《戰爭論》。同時他採取預防措施，聲稱假如在他死前《戰爭論》的修訂版尚未出版，而未修訂的該書卻出版了，它恐怕將引起誤解與批評。

　　事實是克勞塞維茲果真在他的《戰爭論》修訂版出版前辭世。結果克勞塞維茲繼承者或陷於沒必要的誤解，或遭到嚴厲無情的批判。甚至於被視爲自施理芬處繼承克勞塞維茲的毛奇將軍，也未能瞭解修訂版的意圖。因此梅克爾這位毛奇的門徒是否瞭解《備忘錄》的意圖就更值得懷疑。於是一般受到德國幹部訓練的軍官，以梅克爾爲主，都未能全面理解克勞塞維茲對戰爭的看法。他們更被施理芬的殲滅戰爭所吸引，於是更進一步被魯登道夫的「總體戰」觀念所俘虜。

　　當今日本的戰爭與和平哲學

　　全面陷於壓服敵軍的總體戰觀念的日本帝國陸軍，其實並未認識戰爭的天性。不過，由於日本有一個平行於行政力量的古怪的「統帥權獨立」系統，因此沒能力準備一場總體戰。由於這個條件的限制，日本栽進突然爆發的二次世界大戰，也只有面對可怕的失敗。那麼現在我們從這一半世紀前的戰敗學習到什麼呢?對這一提問很抱歉我並不打算回答。我國大部分人民對當時的軍事領導由於疏忽與驕縱造成戰敗有很多的指責。我們只是以他們爲代罪羔羊，長久以來並假裝自己是和平主義者。於是我們對戰敗的真正原因也就疏於嚴肅的研究。

　　由於戰爭的可怕失敗，大多數日本人直率底拒絕使用「戰爭」或「軍事」這類字眼，也永不允許他們自己捲入戰爭。我們被引領著去相信當我們聲言和平就可達致和平，而無需嚴肅面對社會真像與戰爭威脅。我們也避免對軍事角色的維持和建設世界和平與安全做出現實的認可。於是我們日本人，在過去的戰爭的反射下，實際上並未盡心盡責的審視我們自己。我們也不瞭解，未能嚴肅省思自身而呼喚和平的危險。

　　結語

　　我以上陳述的總結是，經過戰前與戰後這麼長時間，從政治或社會的諸現象顯示出日本人中仍有一普遍的問題，即我們仍未能掌握戰爭的真正天性。在二十一世紀，存在著許多可預見的危機與危險，而完整的醒悟戰爭的天性乃是吾人的天職，假如吾人將積極貢獻我們自己於亞洲的和平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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